1970年代非裔美国动作片——《Shaft》《Coffy》——黑人英雄、灵魂音乐、城市暴力。自我代表与剥削刻板印象之间的争议性类型。
20世纪70年代，一股以黑人主角为中心的动作片浪潮席卷影坛——他们不再是配角或受害者，而是主宰自己故事的英雄。这在拍摄和后期制作方面都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。摄影机追随着城市空间中的黑人身体，音乐是灵魂乐和放克乐，而不是管弦乐，剪辑更快，暴力更直接。作为一名摄影师，你立刻就能感觉到：这些电影不是为那些想把黑人视为罪犯或奴隶的白人观众拍摄的——这些电影是在与他们自己的社群对话。
使这些电影复杂化的是正是这种矛盾。它们造就了黑人明星和黑人在制作中的控制权——戈登·帕克斯、梅尔文·范·皮布尔斯，后来还有约翰·辛格尔顿——从而也在片场创造了黑人的就业机会。与此同时，它们利用了“黑人剥削”电影机器产生的刻板印象：攻击性的黑人男性，过度性化的黑人女性，以及将城市暴力作为奇观。这并非偶然。预算很小，制片公司希望快速回本，而性和身体暴力则更具销量。关于这些电影是解放了黑人社群，还是仅仅为那些将黑人男性视为威胁的白人观众制作了新的形象，这场讨论与这些电影的剪辑同步进行——答案很可能是：两者兼有。
在片场，你能感受到手工制作的能量。剧组规模更小，工作时间更长，即兴创作的空间更大。灯光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呈现黑人的皮肤——不是将其视为一个问题，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场景。摄影机的运动是自由的，不那么遵循经典的构图。在后期制作中，剪辑成为一种节奏工具，而不仅仅是叙事结构——这与音乐本身相似。这些技术选择就是政治选择。你无法像主流好莱坞电影那样拍摄，因为硬件、预算、剧组都不同。正是这种必要性催生了一种有效的审美。
如今，这个类型片的影响仍在。关于动作片中代表性的争论，关于谁握着摄影机以及谁站在镜头前，都始于此。而“黑人剥削”电影导演们因缺乏资源而发展出的手工制作的自由，至今仍在影响着黑人电影制作人如何构思空间和身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