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后的德国电影——探索统一、东德身份丧失和东西方紧张局势。两个阶段:直接处理(1989-95),随后反思性距离(1995+)。
1989年后,电影突然成为一种政治必需。并非因为必须如此,而是因为德国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断层,深刻改变了剧本和剪辑。摄制组突然面临一个问题:如何在仍然身处其中时讲述一个体制崩溃的故事?这使得第一阶段(1989-1995年)与之后的一切都截然不同。直接的阶段是赤裸裸的对抗——像《相遇》(Helke Misselweck 饰)或《出柜》(Heiner Carow 饰)这样的电影,是在直接的冲击中产生的,既是编年史,也是一种处理。片场弥漫着一种紧张的紧迫感。摄影机必须记录下破碎的一切:身份的丧失、职业的终结、生存的迷失方向。剪辑和声音常常是碎片化的,因为现实本身就是碎片化的。
90年代中期以后,视角发生了转变。像赖纳·沃纳·法斯宾德未能亲历这一切,但维姆·文德斯或后来的弗洛里安·亨克尔·冯·多纳斯马尔克能够建立起距离。现在,主题不再是编年史,而是解读。《窃听风暴》是绝佳的例子——并非直接的,而是考古式的。第二阶段运用回顾、有时是讽刺、以及心理深度。技术上可见:更专业的构图,深思熟虑的色彩设计(通常为东方使用冷色调),更经典的剪辑节奏。创伤的讲述变得缓慢。
连接这两个阶段的是:对东方作为文化和心理空间的关注,而不仅仅是地理现象。东柏林或新联邦州的拍摄地不再是异国情调,而是德国国内的“他乡”——这是每个摄影指导当时都能感受到的区别。摄影机在处理归属感。这使得“后统一电影”从未成为一个简单的类型标签。它是一种自我理解的电影体裁。